展宇光伏总经理宋钰：平价上网之后行业将迎大增长

注释:[1]其中影响较大的论著为周汉华主编：《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五)国家责任(二六)人工受精，遗传讯息之研究与人为改变及器官与组织之移植。[3]世界各国不论采用什么结构形式，这些权力一般都由中央施行、因而也就需要中央立法，[4]如根据美国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有关宪法解释，联邦议会的立法范围主要有16个方面，默示立法权限有5个方面，[4]其中包括宣战、颁发捕获敌船许可状，制定关于陆上和水上捕获的规定。

(四)之一武器法及炸药法。[55]根据加拿大宪法，财产法的立法权被授权各省。在立法程序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立法程序的基本指南，但从不强迫州议会在立法过程中必须有严格的程序规则，也不对立法过程进行详细的规范。[38]日本的《宪法体系事典》将地方立法符合法令的标准概括为：⑴国家尚未就某事制定法令，该事项在国法上处于空白状态的，地方自治体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二）中央和地方在某些领域共有立法权[7]如根据美国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有关宪法解释，联邦和州都可以行使的立法权限有7个方面，即1征税。

[80]还有刑法的制定权问题，刑法领域的立法权在加拿大由中央独占，[17]在美国，刑法问题各州可以有规定，中央也要有规定，涉及数州问题，就应适应中央的。根据第91条第2款的规定，联邦和州可以依照协议在教育计划、创立研究机构和跨地区的重要工程方面进行合作。虚权元首制下首相也没有法律的相对否决权，但这并不说明法律的相对否决权不是行政权，而只说明首相的行政权相对较小，对议会立法权的制约有限（因为英国奉行议会至上原则）。

[23]当某一职权包含实质性与程序性两方面时，元首权主要是程序性的虚权，行政权主要表现为实权。笔者认为这是美国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而不是国家元首）所拥有的权力，是国家权力内部分工（立法权与行政权分工）的产物，体现的是国家机关（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体现国家与国家某一个机关（立法机关）的关系，不是国家元首与议会的关系。但位于收入排行榜榜首的并不是这些西方大国的元首们，而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我国有学者认为宣战权属于外交权的一种，[32]也有学者认为宣战权属于军事权，[33]笔者认为关于战争的权力规范是一权力链，它们兼有军事权和外交权的双重属性，但宣战权作为其中一个环节应是外交权（针对他国），是对外行使的，属于国家元首。

如我国1959年特赦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是为了配合国庆十周年大典，以显示新中国的政治昌明、宽大为怀。[25] 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有立法权，表现为立法倡议权权和立法否决权。

当二者混合时，元首权通常表现为对外性、程序性、虚权性，行政权通常表现为对内性、实体性、实权性。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309页。（五）共和政体的形式等。

当然，统治权作为整体属于国家元首，但具体的操作还需依赖有关国家机关，因此，在一系列政治性行为中，元首的政治性行为多是象征性的，有些权力是特殊时期才能启用的，而议会和政府的政治性行为则是实质性、常规性的。那么，议会的立法为什么可以审查呢？难道立法没有政治性吗？笔者认为，立法既有政治性也有法律性，其法律性是违宪审查能够成立的原因之一，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而是也有法律问题的一面，尤其是其中涉及到人权等内容的时候，当重要之人权遭遇侵害时，应排除「政治问题」或「统治行为」之适用。[19]（四）元首行使的国家权利不等于元首权利当元首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利时，元首行使的是国家权利，此外元首还有元首权利，但元首权利不是国家权利。[50] 同前注『38』，第410页。

其中第二种权力简称为国家行政权力，包括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10] Scarpf，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Political Question： A Functional Analysis， 75 Yale L. J. 517，584 （1966）， quoted by J. E. NOWAK， et al.， supranote 5， at 120。

从统计数据上看，经特赦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总数中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见《奥巴马绕过国会参议院任命四名大使，利用休会任命权》『C』，人民网2010年12月31日 08。

[4]其中政治行为是议会和政府的权力也具有的特征，这两个机构也有大量政治性权力（但司法权一般没有），[5]尤其是议会的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等，都是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的。[57] 同前注『52』，域外掠影2007-07-22。[51]而政治考虑一般是议会或政府权力（非司法权力）的特长，如在英国，特赦决定权实际上属于内阁，我国宪法也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决定特赦的权力（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各国特赦的权力基本上都不属于法院，因为解决政治问题不是法院的强项。总统也可以在国会休会前10天将其搁置，10后自动失效，这被称为口袋否决权。[34] 广义的军事权可包括战争决定权、战争宣布权、战争指挥权和战争执行权等多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只有国防部、外交部可以成为国家行为的主体。

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及其相互制约），其中的行政权不应包括元首权，美国法院对总统某些行为的审查是对总统作为政府首脑所进行的审查，审查的是其行政权而不是其元首权。（3 ）国家行为往往出于政治和策略上的考虑，而非单纯依据法律所为。

有的学者认为，‘从我国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看，国务院各部委不是实施国家行为的主体。台湾学者一般将其称为统治行为。

[10]另一个原因是违宪审查本身意味着赋予法院（通常是最高法院）一定的政治功能，通过违宪审查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但由于宪法条文的不明确性、不确定性及相互重叠区域的存在，导致总统和国会在以后的外交活动中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

[49] 关于大赦与特赦的区别，可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但美国总统在公布法律前还有对议会法律的审查权和相对否决权，[24]这是不论英国女王还是英国首相都没有的权力。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56]美国的开国先父之所以把总统特赦权写入联邦宪法，是为了使总统能够更好地处理紧急事件和政治叛乱。

但实权元首目前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式的总统制，而是又可以分为单一身份元首和双重身份元首。[35] 如在越战时期一指控总统军事命令的案件中，联邦上诉法院判决认为：本案乃系政治问题，盖本案欠缺可发现及可据以判断之司法标准，法院欠缺军事知识以及有关战区之可靠资料，并远离战区数千里，根本难以合理地决定。

元首权独有的国家性、整体性是其他所有国家机关都不具备的，其宪法功能在于维护与代表国家的统一体，[13]作为本国对世界的代表，是国家的眼睛、耳朵和喉舌，[14]这种国家行为往往涉及国家主权的对外和对内性。双重身份元首是政府首脑与国家元首合二而一（如美国总统），此时总统有两个身份，一为国家元首，一为政府首脑，而不仅仅只是国家元首。

除国会对总统的行为已经批准，否则，军事行动必须在60天之内停止。这和虚权元首有某种相似之处，如都是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相分离，区别在于前者的实权在元首手里，后者的实权在首相手里。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719页。这里有三点需要加以说明。首先，特赦之所以要由政府首脑决定而不是由法院决定，是因为特赦的理由（虽然特赦不需要讲理）通常是出于政治上的安抚与和解，国家对于政治上的反对派、叛乱分子等进行特赦，有助于国家的政治和解，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由于部分国家实行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合一的制度，因此其总统同时兼有元首权与行政权。

国外区分统治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定司法审查的边界。姜教授认为主要理由有：（1）国家行为具有紧急性，诉诸法院可能造成时间耽误，丧失重要时机，导致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

元首权具有统治行为的性质，有国家权力，也有国家权利。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国家行为的高度政治性，还是国家行为的国家性(涉及国家主权或重大国家利益并以国家的名义作出)来讲，地方行政机关都不可能成为国家行为的主体。

二、元首权之属性国家元首的元首权之属性应是元首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却少有学者问津，笔者在此愿做一些初步探讨。在国家的外交活动中履行某些礼节性的职责（如接受国书），等等。